老将徐立功评金马半世纪变迁：起承转合

　　2010年，李安、张艾嘉为徐立功颁发终身成就奖。

　　今年金马50，徐立功感慨地说：“金马奖要跟国际接轨，现在是两岸三地、四地，还有新加坡电影也加入进来。将来希望有一天讲到金马奖是全世界性的。”

　　2010年11月20日，第47届台湾金马奖。“终身成就奖”的荣耀颁给了那年67岁的徐立功。金马组委会认为，很少有人能像徐立功一样，在不同时代、不同位置，都为台湾电影文化提供举足轻重的贡献。

　　这并不是泛泛的溢美之词。他是金马国际影展的创始人(19 8 0年)，他是台湾电影界的推手，李安、蔡明亮、陈国富、陈玉勋等的第一部作品都离不开他的助推。他经历和见证了台湾电影和金马奖浮沉变幻的三十多年。在金马奖颁奖前夕，南方都市报记者抵台后拜访了这位已7 0岁高龄的老人，听他娓娓道来那些与台湾电影和电影人相关的片段回忆，以及五十年间金马奖的起、承、转、合。

　　为“祝寿”增兴，市民追星送玉镯

　　台湾金马奖设立于1962年。从第一届至第十五届，金马奖都是直接公布得奖名单，徐立功告诉南都记者：“那时的金马奖好像只能够讲———它没有完整的评奖组织，比较偏向于花花草草明星，有比较商业的雏形。”

　　用搜索引擎查询台湾金马的创立，很多词条都会说奖项设立源于“促进台湾地区电影制作事业和表扬对华语电影文化有杰出贡献的电影人”。从金马如今受到的重视而言，这样的定义并不为过，但若真要追溯金马创立伊始，徐立功说的一段趣味历史更容易让人信服，“我记得那时最早是蒋介石在世。每年10月31日是他的生日，当时的政治比较保守，很多人说要为老先生祝寿。他们就每年请一些香港的艺人，比如林黛、尤敏、葛兰这些人，把这些当时华人影坛上重量级的影人请到台湾来，目的是给老先生祝寿。但是，老先生每年生日就请明星们吃饭好像也不太合适，所以祝寿时一并在那里颁个奖。”

　　1960年代初台湾电影还没有发展起来，第一、二届的金马奖几乎是电影工业领先的香港电影的天下，包揽几大重磅奖项不是电懋的《星星月亮太阳》，就是邵氏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梁山伯与祝英台》包揽第二届金马六大奖项那年，徐立功还是个20来岁的年轻小伙，他和众多影迷一样涌到戏院，“我们去戏院里看一遍、两遍，有人传说看十八遍，就觉得真不可思议。大家怎么就那么喜欢看这个电影，我记得那时候凌波来时，万人空巷，还有老太太把自己的手镯送给她，她的车子到哪里，哪里就堵塞。”

　　“梁祝旋风”轰动台湾之后，台湾的电影也迎来一股清新的微风，李行导演的《养鸭人家》、《蚵女》开启了台湾电影“健康写实主义”路线风潮，随后也开始在金马重要奖项中占据席位。徐立功说：“台湾真正有电影是从那个年代开始，那是属于李行的时代，写实还加上健康，最主要讲中国人。当时的写实电影比较正面，跟早期台湾环境有关。”健康写实题材影片如《我女若兰》、《小镇春回》、《路》、《家在台北》、《秋决》等也成了金马奖最初阶段主要的获奖片。

　　琼瑶电影也于1960年代崛起。徐立功说：“最早期李行也拍过琼瑶的电影，还没有那么梦幻，可是培养出‘二秦二林’(秦汉、秦祥林、林凤娇、林青霞)之后，大家开始活在梦幻里。”1970年代，在银幕上演绎出一桩桩动人的爱情故事的“二秦二林”风靡全台湾，也接连成为金马影帝影后(林青霞稍晚，直到1990年才拿到金马影后)。但在徐立功看来，梦幻题材的越加发酵，也让台湾电影陷入低潮，因而也掀起了1980年代台湾新电影风潮。

　　从政府向民间过渡，金马影展助格局升级

　　徐立功与电影的缘分始于1979年，他在这一年开始担任台湾电影图书馆首届馆长。这个身份也开启了他与“金马”的缘分。1980年，金马奖从原先官方机构主办改为财团法人“电影事业发展基金会”主办，并在旗下设立台北金马影展执行委员会。这一年，徐立功牵头的“金马国际影展”创办。

　　“那时台湾不准日本电影进入，但老一辈对日本文化是很有感觉的。台湾有个日本片商很想日本电影能在台湾有放映的机会，就跟当时的‘新闻局’局长宋楚瑜先生提议，能不能跟当时的四大日本(电影)公司联系，每家公司推出最好的影片到台湾做非商业映演。宋先生就来问我可不可以做，我说很好，一直苦无机会让大家看到这么多电影，就办了一个小型影展，取了个名目就叫金马奖影展。”他回忆道。金马影展也成了金马奖的附设部分，将金马奖的格局升级。虽然无法参与评奖，但被禁止在台湾放映的大陆电影、日本电影通过种种渠道进来了，用徐立功的话形容，这一举措“让人大开眼界”。

　　“当时南部的人特意坐游览车来看金马影展，台北的黄牛票高到2000台币一张，平时也就50块。那时蔡明亮还是学生，为了看电影，他帮我们卖票。目的很简单，就是当电影放映时，他们轮流去看电影。那时候很纯粹很良性，大家没有别的目的，就是爱电影、谈电影。后来影展就越办越有制度，越来越严格，以后你送片子来，我觉得没有水准，我还可以拒绝。每年只要开门卖票，前一晚年轻人都不睡觉，在图书馆门口排队，排成长龙。”徐立功回忆说。

　　与此同时，以侯孝贤、杨德昌领头的台湾“新电影运动”开始推动。徐立功还记得1985年金马评审时，评审们为电影争执的场景。他回忆那一年胡金铨是评审之一，最后决审是在高雄当地举行。那一年竞争最强烈的影片其中有一部是侯孝贤的《童年往事》。“当时车往高雄开，我们在车上无聊，就讨论最佳影片该颁给谁。我就记得胡金铨说‘有什么好争的？！在车上我们应该吃点东西，有烦恼到高雄再想。你们觉得侯孝贤的作品好，好在哪？我不知道。我的童年就跟他不一样，我的童年就是一天到晚逃难，看到卡车就上，逃往另一地。侯孝贤的《童年往事》，我一点也不觉得是我的童年。’”那年，侯孝贤的《童年往事》只拿到最佳原著剧本和最佳女配角。此前侯孝贤的《风柜来的人》与《冬冬的假期》接连被金马忽视，年轻气盛的侯孝贤向金马开炮：“我可以等待威尼斯电影节或其他国际电影节肯定自己！”于是开始了侯孝贤与金马的恩怨。

　　这一段回忆，也带出了徐立功对新电影运动的批判，“基本上新电影讲究形式，不喜欢滥情，但后来我也觉得矫枉过正了。人家家里死人了还不让人哭，非得让人心里很难过但不能哭出来———太违背人本性了。起初观众有新鲜感，但看久之后就觉得好像是你们家的事吧，跟我没什么关系，没有顾及到人性里面一些真正的情绪的发泄，所以慢慢地‘新电影’没落下来，再接下来就刚刚好是李安的年代到了。”1990年，在家煮饭带孩子六年的李安遇到了时任台湾中央电影公司副总的徐立功，获得中影1200万新台币支持，拍成《推手》。作品在金马大放异彩，李安迎来电影人生的转机。

　　大陆姜文首获奖，金马“两岸三地化”

　　在1995年以前，港台影片主宰了金马的榜单。1996年，《阳光灿烂的日子》代表大陆电影首次参与金马竞逐，一举斩获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摄影、最佳改编剧本、最佳音效六项大奖。这意味着金马向两岸三地开放的伊始。随后，李小璐、刘烨、秦海璐等也先后成为获得金马影帝影后的大陆演员。

　　去年第49届台湾金马奖，来自大陆的电影作品和电影人更是斩获多个奖项，中小成本电影《神探亨特张》四项入围却意外拿下包括最佳剧情片在内的三大奖项，最佳女配角、最佳新演员等也分别由梁静、齐溪获得，香港电影《夺命金》也包揽多个重要奖项。身为东道主的台湾电影“惨败”，重磅奖项只“保住”了桂纶镁一个影后奖。香港电影和大陆电影的成绩冲击，也让台湾金马饱受争议。徐立功说：“这就是我觉得台湾电影最可爱的地方。当香港的刘德华担任评审主席，很多大陆和香港电影得到比较大的奖。很多人就说我们办金马奖干嘛？根本就是帮大陆、香港办的。有这声音，也表示金马奖的大度，不是自私，人家该给就给，这样才能办下去。”

　　心要放大，金马未来要有国际视野

　　金马50，即是对过往辉煌的总结，也是一次新的起步。徐立功说，金马的品质就是“一是官方越来越开放，不去干预太多；二是工作者用开阔胸怀去做。他说，金马未来要向国际化看齐，“大家不要把眼光看得那么窄，大家都要把心放大一点。金马要跟国际接轨，现在是两岸三地、四地还有新加坡电影也加入进来。将来希望有一天讲到金马奖是全世界性的。”